这位台湾同胞对祖国的贡献从某些方面来说可能不亚于钱老！因为他的理想主义，因为他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中国人如今有了可以对强敌说不的底气！而他就是中芯国际的创始人，堪称华夏国士的张汝京！

　　1998年的一张合影，被岁月磨得有些泛黄。画面里，张汝京站在一群穿蓝色工服的技术人员中间，没穿西装，没打领带，袖口挽到小臂，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彼时，他刚带着台湾团队帮无锡华晶完成了一场“技术突围”——把“技术突围”——把芯片制造工艺从长期停滞的2-3微米，一举冲到0.5微米。这个突破有多重要？要知道，华晶作为“908工程”的核心，是当时大陆唯一有规模的集成电路企业，可从德国西门子引进5英寸生产线年都没能实现技术迭代，1997年投产时，国际主流已经是0.35微米工艺了。张汝京的到来，不仅让华晶成为大陆第一家“纯晶圆代工”企业，更让沉寂的大陆芯片产业看到了追赶世界的可能，可这也让台湾当局坐立难安，更让台积电的张忠谋暗生忌惮。

　　没人知道，这双专注于芯片工艺的眼睛里，藏着一个跨越半生的承诺。张汝京生于1948年的南京，不到一岁便随父母迁往台湾。他的父亲张锡纶是著名炼钢专家，母亲刘佩金是化学专家，抗战时期两人都在重庆第21兵工厂效力——父亲指挥炼钢，母亲钻研火药，这家工厂生产了全国60%的枪炮，是支撑抗战的“工业脊梁”。临走前，父亲摸着他的头问：“什么时候能够回祖国大陆建一座工厂？”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埋在他心里，再加上母亲闲暇时讲解《史记》里忠孝节义的故事，家国情怀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

　　1970年，张汝京从台湾大学工程科学系毕业，揣着父亲的嘱托远赴美国深造，先后拿下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工程科学硕士学位和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1977年，29岁的他加入美国半导体巨头德州仪器，一待就是二十年——这二十年里，他遇到了改变职业生涯的恩师、集成电路发明人杰克·基尔比，在其实验室工作的四年里，打下了扎实的技术根基。之后在邵子凡博士的提携下，他成了行业里公认的“建厂狂魔”——连续在美国、日本、新加坡、意大利、中国台湾等多地主持晶圆厂建设，参与了十余座芯片工厂的搭建与运营，从厂房规划到设备调试，从技术攻坚到团队管理，把半导体制造的每一个环节都摸得通透。

　　1997年，干满20年的张汝京按规定提前退休，第一站就来了大陆——他受邀参与无锡华晶上华的6英寸晶圆厂改建，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大陆践行“建厂”初心。彼时的华晶虽然有国家20多亿资金支持的“908工程”，但因行政审批繁琐、资金拨付滞后，项目拖了12年才投产，早已落后于国际水平。张汝京带着团队一头扎进车间，白天和工人一起调试设备，晚上对着图纸优化流程，只用了短短数月就完成了改建，为后续0.5微米工艺突破埋下伏笔。

　　也是在这段时间，他亲眼看到了大陆芯片产业的“人才断层”与“技术饥渴”——当时国内企业做大规模芯片，只能去香港买EDA设计服务，再到美国德州仪器流片，本土几乎没有成熟的技术团队。这让他更加坚定了“在大陆建顶级芯片厂”的想法。1998年2月，因投资方要求先在台湾设厂，他暂时返回台湾，担任世大半导体总经理，临走前他明确提出：“第一厂、第二厂建在台湾，第三厂到第十厂，必须建在大陆”。

　　在他的带领下，世大半导体三年就实现盈利，一跃成为台湾第三大半导体制造企业，建厂计划也提上了日程。可就在此时，台积电突然抛出50亿美元的收购要约——谈判桌上，张汝京反复确认“大陆建厂”的承诺，对方口头答应，可收购协议一签，张忠谋就翻脸不认账，直言“大陆不需要芯片工厂，也建不起”。那一刻，他彻底明白，张忠谋“根本不希望大陆有芯片产业”。他没丝毫犹豫，放弃了手里价值不菲的台积电股票，做出了人生中最疯狂的决定：带着团队回大陆，自己建一座属于中国人的芯片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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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跟着他的，有100多名来自海外的工程师，还有300余名台湾同胞——他们中有跟着他十几年的老部下，有刚毕业的年轻技术人员，还有放弃了台湾高薪的专家。有人问他们图什么，一位老工程师的回答很实在：“我们信张博士，信他心里那份‘中国芯’的念想”。就像当年张汝京的父亲把200名冶金学徒带到台湾一样，这一次，张汝京带着300多名半导体精英，踏上了返回大陆的创业路。

　　2000年4月，张汝京带着团队抵达上海，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亲自带他考察浦东张江——当时的张江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工地，没有办公楼，没有厂房，甚至连像样的路都没有，但张汝京一眼就看中了这里：“有政府的支持，有开阔的土地，这里就是中国芯片的希望之地”。8月1日，中芯国际打下第一根地桩，他为公司取名“中芯国际”，“中”字是“中国”，也是“芯”的谐音，这份家国情怀，从公司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刻进了DNA。

　　为了避免重蹈世大半导体的覆辙，张汝京在中芯成立之初就做了一个关键决策：股权分散。他凭借自己在行业内的口碑，一口气吸引了上海实业、高盛、华登国际、汉鼎亚太等16家国内外知名投资商，既解决了资金问题，也筑起了抵御资本干预的“防火墙”。可即便如此，建芯片工厂的“烧钱速度”还是超出想象——一条生产线就要几亿美元，初期融资远远不够。张汝京成了“空中飞人”，美国东西海岸的简陋酒店会议室里，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拿着幻灯片，一遍遍地讲“中国芯片的未来”。有投行老板嘲讽他“异想天开”，他不恼，只是拿出自己在德州仪器的履历，凭着“主持过全球10多座芯片工厂”的硬实力，硬是在一年里融到了10亿美元。

　　钱的问题刚缓解，设备封锁又成了拦路虎。当时美国对中国实施“n-2”技术禁运，只允许出口落后两代的技术，0.18微米光刻机作为核心设备，没有厂商敢卖。张汝京想到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动用个人关系找到美国五大教会组织背书，拍着胸脯保证“中芯的技术只用于民用，绝不碰军工”，硬生生用诚意打动了对方，拿到了出口许可。为了省钱，他还满世界“淘”二手设备：天津摩托罗拉淘汰的旧生产线，他派团队拆了半个月，零件一个个打包运回来；欧洲厂商淘汰的检测设备，他亲自趴在机器上验货，确认能用才下单，甚至以“抄底价”购入了0.13微米制程的二手光刻机，大幅降低了成本。

　　他的“抠门”和“拼命”，成了中芯团队的共识。创业初期，他把临时办公室设在集装箱里，自己住进工地旁的铁皮房——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晚上能听到老鼠跑过的声音，可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拿着图纸在荒地里转悠，比施工队的工人还勤快。他穿着衬衫套毛衣，戴着卡西欧电子表，开着小排量的老式桑塔纳，吃着7块钱的盒饭，中芯一厂主厂房上梁时，也只花20块钱放了1000响鞭炮庆祝。开工第一天，他带着高层主管钻进无尘室，亲自用酒精沾布，蹲在地上一块一块擦地板：“芯片制造容不得一点灰尘，我们自己都不重视，怎么要求工人？”。那些日子里，他每天在厂里巡视数次，每次要花两个多小时，从厂房建设到设备安装，从原材料采购到技术调试，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上海政府也给了最大力度的支持：前5年全免税，之后再减半，员工家属楼、幼儿园、小学、中学同步开工，甚至连医院都配套建设，就是为了让技术人才安心扎根。张汝京还在浦东建起中芯花园作为员工宿舍，创办中芯国际学校，解决海外员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让大家能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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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迹终究发生了。从打地桩到第一条生产线个月，创造了当时全球最快的建厂速度。2001年9月，当第一片芯片从生产线下来时，张汝京和工程师们抱在一起哭——这些日子里的委屈、疲惫，在这一刻全化成了眼泪。到2003年，中芯国际的晶圆销售额已飙升至3.6亿美元，一跃成为全球第四大芯片供应商，不到10年时间，就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拥有4座8寸厂、3座12寸厂，并受托运营成都和武汉的12寸厂，2004年成功在香港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两地上市。

　　而张汝京在华晶播下的“人才种子”，也开始生根发芽。无锡华晶后来成了中国微电子的“黄埔军校”，不完全统计有500多位中国芯片公司的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都有在华晶的工作经历，包括长江存储CTO程卫华、华虹半导体副总裁倪立华、中芯国际副总经理彭进等，从华晶走出来的芯朋微、力芯微、新洁能等企业，如今都成了行业中坚力量。有人说，张汝京不仅建了工厂，更给大陆芯片产业“带活”了一整个人才梯队。

　　中芯的快速崛起，像一把尖刀刺进了台积电的心脏。张忠谋深知，一旦中芯站稳脚跟，将彻底打破台湾在芯片代工领域的垄断，一场针对中芯、尤其是针对张汝京个人的商业围剿，悄然拉开序幕。

　　2003年，台积电率先出手，用了一招“釜底抽薪”：他们找到几位从台积电离职加入中芯的工程师，以起诉相威胁，逼迫他们离开中芯并写下“认罪书”，声称“在中芯工作时使用了台积电的技术”。同时，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中芯的内部工作邮件，以此作为“窃取商业机密”的“证据”。这一招直接动摇了中芯的技术团队根基，一批核心工程师被迫离职，甚至走的时候都不敢告诉张汝京真实原因。

　　同年12月22日，就在中芯国际准备港股上市的前三天，台积电突然在美国加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中芯国际侵犯其多项专利，索要高达10亿美元的赔偿金——要知道，中芯当年全年营收才3.25亿美元，这场官司对初创企业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张汝京深知，这是一场“消耗战”，无论输赢，都会影响上市进程，拖垮公司现金流。他一边忙着推进上市，一边飞到美国应诉，来回奔波，头发在几个月里白了大半。

　　这场官司打了两年，庭审、取证、调解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更被动的是，中芯的美国律师不懂半导体技术，在谈判桌上被牵着鼻子走，稀里糊涂答应了“托管账户”的条件——中芯的所有技术资料都要存在这个账户里，台积电随时可以检查。2005年1月31日，为了保住中芯这个“中国芯火种”，张汝京不得不选择庭外和解：中芯向台积电分期支付1.75亿美元赔偿金，这笔钱相当于中芯成立三年以来的全部利润，被一次性清空。

　　可台积电并没有就此收手。2006年，当中芯的工程师们咬牙突破90纳米技术、再次准备融资时，台积电的第三轮打击来了——他们再次在美国起诉中芯，声称中芯违反了2005年的和解协议，未经授权使用了130纳米工艺的相关技术。这一次，张汝京和中芯选择反击，在北京法院提起反诉，可由于之前的和解协议明确约定“所有争议需在美国仲裁或诉讼”，北京法院认为无管辖权，反诉失败，中芯只能再次回到美国法院应诉。

　　这场横跨太平洋的官司又打了近三年，2009年11月3日，美国加州法院做出了对中芯极为不利的判决：除了赔偿2亿美元，还要将中芯国际10%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台积电。更致命的是，台积电直接向中芯董事会施压，要求张汝京立刻离职，否则将发起更多诉讼。张汝京瞬间明白，这场战争的核心，就是张忠谋要把他从中国芯片产业里“踢出去”。

　　得知审判结果的那一刻，一向坚韧的张汝京在电话里放声大哭——他一生建厂、护厂，从没如此被动过。但他很快冷静下来，对高管们说：“打知识产权官司就是商业游戏，重点不在输赢，而在时间和精力。中芯不能倒，我必须负责”。

　　离职那天，他没穿工服，穿了一件干净的衬衫。他从办公室墙上取下“中芯国际”的铭牌，用布擦了又擦，然后揣在怀里，在厂区里慢慢走。他走到第一条生产线旁，看着机器轰鸣，工程师们低着头干活，没人敢看他；他走到当年自己蹲在地上擦过的无尘室地板，想起开工时的场景；他走到当年打下第一根地桩的地方，泥土已经硬化，上面长满了杂草。他走了3个小时，把整个厂区走了一遍，最后站在厂门口，对着前来送行的工人们，声音沙哑地说：“别趴下！”说完，他转身就走，没回头。有老员工后来回忆，那天的风很大，吹得张汝京的背影有些佝偻，可他一直挺着腰，手里紧紧攥着那个铭牌。

　　按照和解协议，张汝京还签下了三年竞业禁止协议，不得从事芯片相关工作。而台积电拿到中芯10%的股权后，通过董事会席位获取了中芯的核心信息，直到2015年才在股价高位平仓，赚得盆满钵满。这场围剿，让中芯的快速发展势头被按下了暂停键，但张汝京埋下的“火种”，却从未熄灭。

　　张汝京的“叛逃”，早已让台湾当局恼羞成怒。2005年3月，就在中芯准备纽约和香港上市的节骨眼上，台湾经济事务主管部门突然抛出“非法投资大陆”的罪状书，点名指控张汝京，对他处以500万新台币的罚款，并威胁“如果6个月内不撤资，将重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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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的是，当时中芯国际有多位员工也持有台湾户籍，却没有一人受到责难——这种明显的选择性处罚，说白了就是“杀鸡儆猴”，想通过打压张汝京，阻止更多台湾半导体人才流向大陆。张汝京收到罚单时，正在上海临港考察新的建厂地址，有人劝他：“认个错，把工厂迁回台湾，罚单就免了”。他笑了笑，拿出自己的积蓄，凑够了罚款寄了回去，态度很明确：“工厂建在大陆，我不会撤”。

　　可这还没完。半年后，见张汝京没有丝毫妥协，台湾当局又开出了第二张罚单——1000万新台币，试图用巨额罚款逼他就范。这一次，张汝京做出了更决绝的选择：申请放弃台湾户籍。2005年7月9日，他正式卸任中芯董事长一职（由王阳元继任），继续担任CEO，同时明确表示：“罚款我给，户籍我不要了。我是中国人，哪里能做中国芯，哪里就是我的家”。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砸在了所有质疑他的人心里。他放弃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户籍，而是台湾当局提供的所有福利，是回到台湾安享晚年的可能——当时他已经57岁，在常人看来早该功成身退，可他却为了“中国芯”，斩断了自己的退路。后来他投资天津晶圆厂，台湾当局又想开罚单，好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最终判决撤销了处分，算是给了一份公道。

　　有一次，他在行业峰会上遇到台湾的旧友，旧友劝他：“张忠谋给你开了高薪，回来吧，不用这么辛苦”。张汝京摇了摇头：“我不是为了钱。大陆的芯片产业就像个孩子，需要人扶一把。我老了，能做的不多，只想把这身本事留下来”。在他心里，“中国人”这三个字，比任何户籍、任何高薪都重要——这是父母言传身教的结果，是刻在骨子里的信仰。

　　离开中芯后，61岁的张汝京遵守着竞业禁止协议，没有再碰芯片制造，而是转身进入LED产业，三年里投资创办了映瑞光电、升瑞光电等四家公司，覆盖LED产业链上下游，投资金额超过35亿元。有人不解，问他为什么不趁机退休，他说：“我闲不住，只要能为半导体相关产业做贡献，在哪里都一样”。

　　2014年6月，竞业限制期满，66岁的他立刻回归初心，在上海创办了新昇半导体——这一次，他瞄准的是更核心的“卡脖子”环节：12英寸大硅片。当时，大硅片作为芯片的“地基”，大陆完全依赖进口，价格被国外厂商垄断，严重制约了芯片产业的发展，即便有研硅在2010年建成了中试线，也没能实现产业化。张汝京带着团队，在上海临港又建起了一座工厂，再次从零开始。

　　年近七旬的他，比年轻时更拼了。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他每天泡在工厂里，和工程师们一起熬夜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新昇半导体成功拉出第一根300毫米单晶硅棒，2018年，完成10万片/月的量产线建设，首次实现规模化量产，顺利通过客户40nm-28nm大硅片的认证，成为国内首家实现12英寸硅片规模化量产的企业，圆满完成了国家“02专项”任务。台湾媒体评价：“张汝京在为大陆半导体拼最后一块拼图”。

　　当新昇半导体步入正轨，张汝京又一次选择了“功成身退”——他把公司交给上海硅产业集团继续运营，自己则投身下一场创业。2018年5月，70岁的他来到山东青岛，创办了芯恩半导体，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模式：CIDM（协同式集成电路制造）。

　　他深知，大陆芯片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人才不足、企业分散，单一IDM模式投入太大，纯代工模式协同性弱。而CIDM模式则是“共享IDM”——由海尔、海信、广钢气体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出资、交叉持股，共享资源和工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既能实现技术协同，又能解决订单问题。为了控制成本，他延续了“淘二手设备”的传统，以原价20%的价格采购国外淘汰设备，再请美国、日本的维修专家带着新人翻修，既省了钱，又让员工熟悉了设备，最终用150亿元建成了别人花两三百亿才能建好的工厂。

　　2021年8月，芯恩半导体的誓师大会上，张汝京宣布8英寸厂投片成功，产品为功率器件，良率达90%以上，光罩厂也同期完成了产品交付。他对着全体员工说：“大家一定要有耐心、信心、决心，用更有毅力和坚韧不拔的心态，一定把项目做成功，为中国半导体做出贡献”。而青岛国资也持续加码，芯恩2025年的增资项目中，青岛琴鲁鸿创科技合伙企业（背后有山东发展投资集团、青岛城投等国资巨头）等大概率继续追加投资，产业链企业也有望通过“设备作价入股”或“实物资产注入”的方式深度绑定。

　　2022年7月，74岁的张汝京再次转换战场，加入上海积塔半导体，担任执行董事和积塔学院院长——这一次，他不再执着于“建厂”，而是把重心放在了“育人”上。今年5月3日，他在积塔半导体临港厂区开展的企业文化讲座，吸引了近两千人观看；9月，他成为上海电力大学特聘教授；不久前，他还以积塔半导体首席科学家的身份访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师生分享半导体技术发展，鼓励青年学子投身这一“国之重器”行业。

　　讲座现场，一位学生举手提问：“张博士，您已经七十多岁了，为什么还在这么拼命工作？”老人微笑着回答：“因为我父亲曾经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回祖国大陆建一座工厂。这个承诺，我用了一生来履行，但还不够”。台下瞬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没人知道，这个微笑背后，是他四十余年的坚守：从德州仪器到中芯国际，从新昇半导体到芯恩、积塔，他在全球建造、运营管理过40余座集成电路制造工厂，培养了无数行业人才，如今大陆半导体领域诸多企业的CEO、CTO、COO，都来自于他带领的团队。

　　更让人动容的是，在创业的同时，他从未忘记回馈社会。1996年，他在贵州正安县捐了第一所希望小学，之后十年里，陆续在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地捐赠了约20所希望小学，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家国情怀。2023年8月，达拉斯浸信会大学授予他荣誉人文博士头衔，表彰他“对半导体产业和社会公益的双重贡献”。

　　如今，中芯国际已成为中国大陆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芯片制造企业，全球排名第四，7纳米技术实现突破；新昇半导体的12英寸硅片，打破了国外垄断，让大陆芯片企业不用再看别人脸色；芯恩的CIDM模式，为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积塔学院培养的年轻人才，正在接过“中国芯”的接力棒。这些成就的背后，都离不开张汝京当年的付出——他就像一颗种子，落在了荒芜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

　　有人说，他是“中国芯片教父”，是“芯片界的钱学森”，可他比钱学森更难——钱学森回国时，有国家的全力支持，有团队的紧密配合，而张汝京，是带着一群人，在一片荒地上，硬生生闯出了一条路；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做最好的中国芯”的执念。他没有享过多少荣华富贵，只有铁皮房里的日夜操劳、法庭上的据理力争、七十多岁仍奔波在一线的坚守。

　　当我们用着国产手机、看着国产电视，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时，不该忘记，曾经有这样一位台湾同胞，为了这份便利，赌上了自己的全部——放弃了高薪股票，放弃了台湾户籍，放弃了安享晚年的机会，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他是华夏国士，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终于全面的了解了张汝京老先生走过来的艰幸。为我们的复兴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人民不能忘记他的付出，并且为他的中华赤子之心而感动。祖国需要你！

　　这场围剿，让中芯的快速发展势头被按下了暂停键，但张汝京埋下的“火种”，却从未熄灭